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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弈、呐喊与游说
并非只要进入赚大钱的行业就能轻松赚到大钱了。民企进入赚大钱的行业后，有无处不在的斗争。对此，张宏伟感触良多。
锦州港和锦州港务局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，是政府同时又是企业。收购锦州港股份后，张宏伟成为董事长。“进入锦州港，国企改制，能不难？当时和（锦州）市委书记、市长都谈过。谈了几年。”最终，锦州港1700名生产人员裁减至400多人。
“国家对国企控制的港口很重视，对民企控制的港口，则没有这种重视。”张宏伟认为，自己用民企的力量激活了锦州港。
不过，民企的力量并不是无所不能的。张宏伟投资进入民族证券后的一切就可以说明。
2005年3月，赵大建以董事长身份进入民族证券时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极度不健全。原总裁王祯琦，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，被取保候审后，公司董事长、总裁，已经被董事会罢免了一年多，也没有企业法人。公司自成立起，一年一大案。2003年，昆明营业部经理挪用保证金6000多万元。2004年，天津营业部经理内部勾结，贪污2000多万元；公司注册资金19800多万元，却已经资不抵债……
“证券业规定，大股东控股最多不超过20％，但民族证券成立时，国家民委下的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控股30％多，当时挪用客户保证金7个多亿，直到今天还有3个多亿没有还上。破产清算后，首都机场又控股60％多。国有企业那套体制，不是说不好，但不是按市场规则在做事……”对于民族证券的国有控股，张宏伟有牢骚。
海通证券同样有斗争。
海通是股份制企业，但大多数股东，都是上海的国有企业。“现在，海通上市了，好一点了，但是，也好不到哪去。我也参加过很多董事会，包括找（上海市）市长，都谈过。最终还是上海国资委说了算，实际上还是国有控股。那些国企股东也认同我的观点，但在董事会上讨论的问题，他们自己不能决策，还要回去跟国资委商量商量……”
张宏伟认为，海通现在的法人治理结构，是他进去以后，吵架吵出来的。
除了在股东会上、董事会上斗争，在中国加入WTO前后，张宏伟还凭借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在为民企呐喊——2001年，张宏伟上书有关部门，陈述流通业关乎国家安全，是国计民生的重点。2002年，二张（另一个是张文中）开始四处炮轰外资的违规操作和“超国民待遇”。
“我们和外资同样条件拿地，政府把地优先给外资。因为政绩考核有招商指标，外资算是招商硬指标。除拿地外，政府在这个业态上是支持民企的，但是银行贷款有歧视，民企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贷款，流动资金贷款，只能贷一年，短贷长投，这样资金链永远是跟不上的。”张感到很不平。
有人认为张宏伟的行为，可能只是出于一己私利——他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抑制外资零售业，为自己抢得时间，迅速扩张，以抵抗在实力上远胜于自己的跨国巨头。
“我呼吁了，没有用。相关文件上，有各级领导的签字。但是，签字归签字，在执行层面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。”张很无奈地说。
现在，张宏伟已经改变了与政府、政策博弈的方式。“我不呐喊了，但是我会采用其它方式，比如，我想说服上层，在国家制定政策前，去找智囊团也好，找写作班子也好，和他们沟通。事先就把他们说服了，接受了我的观点，写出文件来，不知道要比我呼喊多少遍还要管用。”
采访结束时，张宏伟请记者五年之后，再来验证一个新的东方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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