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冯永驱曾参与了南越国水闸遗址考古。他表示，保护文物是全社会的责任，企业也不例外。按照现行的文物法，谁使用，谁保护。水闸遗址位于光明广场内，应由光明广场来负责维护管理。
　　冯永驱认为，水闸遗址对于光明广场来说是一笔“无形资产”，光明广场也是一直以拥有千年文物遗址为宣传卖点。水闸遗址创造出经济效益需要一个长期过程。运营商不该因为目前只投钱不产出就一关了之。

　　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说，一个城市如何进行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，有文物法也有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可以参照，法律规定得很清楚，“文物是一定要保护的，和城市建设发生矛盾时，当然是文物保护优先！”
　　保护文物是一种法律责任。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说，发现文物，开发商能够参与保护是好事，开发商应有这样的成本意识，应把文物保护列入成本核算；开发商不能说没有能力保护就不保护了。因为文物法规定得很清楚，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、保养，只有在使用人实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，国家可先承担。

　　由于光明广场还处于培育期，“很难有足够的资金承担这个项目的开支”。光明广场总经理黄文杰表示，为节约成本，光明广场曾将水闸开放时间缩短到每天12:00-18:00。
　　 “关闭水闸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不能眼看着因为这个项目的不断'流血'，把整个光明广场拖死。”黄文杰表示，当初修建光明广场时，和文物部门的谈判条件就是将水闸维护好，开发商以为等光明广场修建好后，就可以将水闸的管理维护交回给文物部门。“可是由于没有盖博物馆，文物部门无法接受。”

　　光明广场运营负责人表示，既然水闸遗址贵为全国重点文物，且已和南越国宫署、南越王墓捆绑申遗，保护资金就该由政府买单，而不该让开发商或运营商来背。他同时强调，由于缺少专业保护经验，企业也不可能全权负担起文物保护的责任。
　　针对“遗址有助于提升光明广场的文化品位，将来也会转化成经济效益”的说法，该负责人表示：“实话说，水闸遗址与光明广场目前‘新生代欢乐天地’的定位是格格不入的，在经营上没有任何帮助。只有投入，没有产出。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了。”